黨史知識大講堂之五:建立新中國的構想及實踐
信息來源:連云港日報社 發布日期:2019-09-20 瀏覽次數:   字號:【

主講人: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 張旭東


今天我給大家講一講建立新中國的構想及實踐這個專題。首先我們要明確為什么要講這個專題,以及大家為什么要學這個專題,我想無疑有兩個背景。首先,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這之前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我們作為共產黨的繼承者,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創立新中國的繼承者,對于國家怎么建立的,怎么從歷史中抉擇的,歷史的由來、歷史的脈絡要弄清楚,這是第一個背景。第二個背景,有一些現實的原因,我們知道近幾年在國際上和國內有一股思潮,叫什么思潮呢?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是否定現行中國制度的一種思潮。比如說它主張中國走多黨制、三權分立制、議會制。我們為了駁斥這種思潮,我們應該有一些理論準備,在2009年建國60周年之際,中宣部理論局出版了一個小冊子叫《六個為什么》?!读鶄€為什么》實際上就是為駁斥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以及為了建國60周年而編寫的。今天我們主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一講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怎么形成和確立的?一個核心的點就是這個國家是怎么形成和確立的。主要講四個問題,第一是國體,人民民主專政是怎樣形成和確立的。第二是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是怎樣形成和確立的。第三個問題是政黨制度。我們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為什么沒有選擇多黨制?沒有選擇一黨制?而選擇了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這個我要講一講。第四個問題是國家結構問題。我們都知道國家結構有單一制和聯邦制,中國是單一制,大陸主體是單一制。為什么沒有選擇聯邦制,而以選擇民主區域自治為補充形式的單一制,這四個問題。另外,講一講導言。

首先第一個問題,導言,建立新中國的背景。

我們知道革命的直接問題是什么?革命的直接問題就是奪取政權,任何一個政黨都不例外。共產黨從1921年7月成立就開始探索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不同的時期,我們有不同的建國口號。我簡單捋一捋,比如1922年提出了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建國口號,并且在這個口號下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但是后來由于我們黨的領導人的右傾錯誤以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民主共和國沒有建成。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提出了蘇埃工農共和國,蘇埃工農共和國在1927年就提出來了,這個從名稱上來看,它就是學習蘇聯的,蘇維埃。實際上現在從后來來分析,它實際上有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把民主資產階級排除在外面的,就是工農蘇維埃,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在日本侵略中國的背景下,它越來越不適應當時的形勢,我們在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九一八事變為標志,在這種背景下,共產黨要提出一個什么樣的建國口號呢?如果還是以工農蘇維埃共和國,那么民主資產階級,甚至一些具有愛國熱情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也不會接納你這個建國口號,所以共產黨認識是很聰明的,我們需要從策略上、口號上實現轉變,在1935年我們提出來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應該比工農蘇維埃共和國要進步,因為提了人民的范疇,人民比工農的范疇要廣,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以及一切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階級和階層。但是這個口號從字面上來看,它有它的局限性,因為它還是蘇維埃。所以很快共產黨就發覺它的缺陷。到了1936年提出來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比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有進步,但也有缺陷,緊接著我們提出民主共和國,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從1840年以來,中國缺少的就是民主,一直到現在,我們講政治體制改革,一個重要的核心還是民主,所以民主共和國受到各階級、各階層的擁護和歡迎,這是1936年12月份提出來的。民主共和國應該說在當時背景下提出來有它的積極性,但是民主共和國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時候也遇到了一些問題,首先是蔣介石不承認。蔣介石也提民主,孫中山也提民主,這個民主到底是什么樣的民主,和蔣介石的民主有什么區別。另外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時候,蔣介石發動了一系列反共溶共限共的事件,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建國口號來真實的表達共產黨的建國意愿,所以在1940年1月份,以《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為標志,我們提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應該說比民主共和國有進步,我們切忌不要從字面上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比民主共和國就多一個字“新”,其實內涵上有很大的區別,是一種新質的表現,包括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政治,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一種文化,民族科學大眾的文化。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提出來以后,應該說受到國內各階級、階層的熱烈歡迎。毛澤東當時也比較歡欣雀躍,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論述到:“新民主主義的桅頂已經冒出地皮線,新中國是我們的,我們拍掌歡迎它吧!”毛澤東很少寫出這一類抒情的文章,但是在新民主主義論和對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期待,他是富有熱情的,飽有熱情期待著。所以,到了1945年前后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即將要戰敗和投降的時候,在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指導下,我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政權目標,就是建立聯合政府。聯合政府最早是由林伯渠代表中共在重慶國民黨三屆三次參政會上提出來的,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時我們應該說對民主聯合政府的設想,在當時背景下,我們是以蔣介石為核心的領導的一個民主共和國,所以毛澤東也預料,哪怕蔣介石給我們幾個官位去做,我們也去做。我們加入民主聯合政府,不是去給蔣介石砍頭,而是去給蔣介石洗臉。同志們想一想,我們當時為什么要提出這樣的目標呢?實際上更多是從力量上對比。我們的力量比蔣介石的力量要薄弱。另外,考慮當時國內背景,因為飽受戰爭影響的中國國內各階層、階級迫切希望民主和和平,所以我們提出民主聯合政府。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為了實現民主聯合政府這樣一個建國的目標,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1945年8月28日,乘坐美齡號專機到了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但是我們知道蔣介石為什么叫毛澤東來,實際上他做了兩手準備,一手如果毛澤東不來,不要民主、不要和平的借口就壓到共產黨身上。如果來,我提一些苛刻的條件,迫使共產黨交出政權、交出軍隊。蔣介石后來在日記中回憶說到,這兩種手段,任何一種方法都可以徹底解決共產黨的問題,當時蔣介石是充滿自信的。哪知道毛澤東一來,也是不好對付。焦點主要是在政權,在軍隊問題上。當時我們共產黨有48個師,我們最低底線是24個師,蔣介石最多給12個師,包括政權問題等一系列問題沒有談妥,當然有一些成果,最核心的問題是政權,軍隊的問題沒有解決。蔣介石當時在重慶談判期間就做好了內戰的準備,他揚言三個月要消滅共產黨,說共產黨有什么,我們有飛機、坦克、大炮,共產黨有什么,三個月徹底消滅共產黨。毛澤東去重慶之前,跟劉少奇談了一天一夜,在窯洞里面,他也做了最壞的打算,準備著坐班房。如果坐班房,正好在班房里寫一點東西,毛澤東當時做了充分的準備,表現他英勇的、大無畏的氣概。針對蔣介石的挑釁,毛澤東在重慶的不同場合,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會見中外記者,表達中國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的真實意圖,所以有的記者問毛澤東,說共產黨是不是要吃獨食呢?吃獨家飯呢?毛澤東說絕對不會,共產黨絕對不會吃獨食、吃獨家飯。但是,如果蔣介石不給我們飯吃,我們餓了一天還可以,餓了三天我們就要造反,所以這里面話里也有話。所以,我們是真實的想加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里。如果蔣介石不給我們飯吃,我們也會另起爐灶的。所以,針對蔣介石揚言三個月,氣勢洶洶的內戰的陰謀,毛澤東在記者會上就說到了,蔣介石氣勢洶洶,軍隊力量很大,但是他人心不順,經濟上有困難,最終的勝利是屬于我們的。所以這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這種氣概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毛澤東在記者會上做了一個比喻,什么比喻呢?他說蔣介石的蔣是怎么寫的呢?是一個“將”,再加一個草字頭,是草頭將軍。我的毛,毛字是什么呢?是反手,言外之意,我擒草頭將軍易如反掌。這里面話里面也有話。當然,我們知道最終的重慶談判協議被撕破了,1946年6月,蔣介石最終挑起了內戰。針對蔣介石內戰的挑動,我們也做好了準備。在前一階段,一直在1947年10月之前,我們都是想通過內戰的勝利,迫使蔣介石讓步,還是想加入到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里去。但是后來我們知道46年蔣介石在南京召開了偽國民大會,以及47年年初進攻延安,占領了延安,這兩招一做,共產黨徹底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所以在1946年9月份的時候,當時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指示,第一次提出什么口號呢?以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來解決中國國內的問題。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戰爭。以前還叫什么戰爭呢?還叫自衛,迫使蔣介石讓步,還是對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抱有希望,現在不是的?,F在是人民解放戰爭,所以我們人民解放軍就是這樣來的。到了1947年10月10日,我們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在這篇《宣言》里面,第一次向國內外表達了共產黨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愿望,是第一次表達出來,打倒蔣介石。以前是擁護蔣委員長,現在是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10月10日,雙十宣言,對全世界進行公布,10月10日是什么日子,10月10日是國民黨的國慶節,選擇這一天發表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宣言,應該說是別有一番韻味的。但是,雖然口號提出來了,國家到底怎么建,新中國到底怎么建?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迫切需要共產黨深思熟慮的考慮。

第一個問題,國體,人民民主專政。1947年10月10日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之后,以前國體不能用了,以前我們是什么?以前是以蔣委員長為首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我們很少查到以共產黨為領導的,那時候是擁護蔣委員長抗日嘛,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現在這個口號不能用了,用什么口號?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國體口號最早是在1948年6月1日中宣部的一篇宣言里提出來的,關于列寧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宣言,說我們新中國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到1948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用到了國體口號,在黨內形成共識。到了1949年1月,毛澤東為了新華社寫了一篇新年獻詞,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布,我們新中國要搞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年獻詞實際上就是寫給全世界人民看的。另外也是對蘇聯斯大林當時在奉勸共產黨對國民黨談判,甚至有搞劃疆而治、南北朝這種陰謀的一種反擊。毛澤東引喻了農夫和蛇的故事,共產黨千萬不要學農夫,在中國還有很多蛇,凍僵的蛇,美蛇、花蛇,都沒有凍僵,我們要徹底把它們掃干凈,這是宜將剩勇追窮寇,毛澤東第一次說我們要搞人民民主專政,向全世界進行公布。到1949年我們即將進入中南海的時候,毛澤東在香山的雙清別墅,為了紀念建黨28周年,毛澤東發表了一篇著名的建國的文獻——《論人民民主專政》,勾畫了新中國建設的藍圖。毛澤東在當時的雙清別墅,我看了毛澤東好多的圖片,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是最春風得意的,他也沒有料想到國民黨這么不經打,原來有430萬,我們只有127萬的部隊,其中還有66萬的地方部隊,61萬的正規軍,國民黨是一半的日式裝備,四分之一的美式裝備,四分之一的混合式裝備,就是飛機加大炮、坦克,我們是小米加步槍,國民黨控制了全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共產黨只控制一所大城市就是哈爾濱,連延安被國民黨占領了。

另外,我們知道蔣介石當時控制了70%多的土地,70%多的人口,79、71,我們剩下21、29的土地和人口,(刪)力量懸殊是非常大。但是沒有想到,蔣介石這么不經打,原來計劃長期打,后來不到三年,三大戰役即將勝利。毛澤東在這一時期非常的春風得意。我們為什么能打倒蔣介石,實際上毛澤東在西柏坡的時候寫了幾句話,實際上表達了我們為什么能戰勝他。具體來講,內容是很復雜的,毛澤東說了,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在西柏坡即將進入北京之前,毛澤東題詞的。軍隊向前進,加強生產,生產長一寸,就是我們既要注重生產,又要加強紀律,這是蔣介石恰恰缺陷的,所以他經濟不行。另外統一戰線做得不好。農民們沒有跟他走,民主資產階級也沒有跟他走。另外,它的軍事戰略有問題,我們是運動戰、游擊戰,所以我們敢于放棄延安,毛澤東做了一個比喻,假如農夫背了一袋金銀,在路上遇到一個強盜,如果農夫舍不得這袋金銀,農夫金銀得不到,因為命也保不住,因為金銀很重呀,跟強盜打,肯定打不過。假如你舍得金銀,金銀給強盜背了,你輕裝上陣,跟強盜打,說不定你把強盜殺了,那怎么辦?金銀也得到了,這就是運動戰,所以我們敢于放棄延安,放棄延安是為了打到南京去。運動戰比蔣介石那種指揮,片面奪取城市,片面拉長戰線的戰術有它的機動性。另外,我們知道蔣介石手下的人心也不順,投降的很多,投誠的很多。最近我們知道反映間諜戰的電視劇很多,潛伏,實際上也反映出我們的情報做得很好,蔣介石很多的命令,到不了軍一級,毛澤東就知道了,毛澤東當時在延安失守以后,毛澤東率了一個連的部隊轉戰陜北,轉戰了一年,有時跟蔣介石的部隊就隔了幾里路,但是蔣介石的部隊就是不知道。我們說毛主席真是神了嗎?不是,是靠情報。我們當時知道著名的熊向暉就在當時的胡宗南手下做紀要秘書,很多情報到不了師一級就到了我們共產黨手中。

另外,軍事指揮也不當,比如我們攻打濟南戰役的時候,當時王耀武后來的回憶,我們國民黨當時很強大的,但是他們人心不順,不協同作戰,等著王耀武死。徐州會戰的時候,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門,徐州一失守,南京就保不住,當時蔣介石就放了他的親信,劉峙在那里守衛,劉峙不懂軍事,一夜之間五萬士兵全投降了,所以后來有人回憶說國民黨的將領回憶說(刪去),五萬將領,假如放五萬頭豬放在那里,共產黨一天也抓不完。你看看國民黨的五萬將領,一夜之間就投降了。徐州這么重要的地方,不派一頭虎,最起碼要派一只狗在那里守衛,但卻派了一只豬在那里守衛,后來諷刺徐州的剿匪總司令劉峙的,這反映了蔣介石當時的指揮系統,他的人心、戰略有一些問題。恰恰共產黨指揮得力,運動戰搞得好。另外在信念上,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剛才毛澤東在重慶和蔣介石談判,說到一系列的話都反映了我們當時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的一個策略。所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是毛澤東1946年8月在延安會見美國著名女記者斯特朗的時候提出來的。當時蔣介石正在準備攻打延安,毛澤東說了,別看蔣介石是氣勢洶洶,但是他是紙做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所以,這主要是給將士鼓氣,不要怕,但是戰術上要重視它。所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在建國以后說得很多,抗美援朝前期也說了,當時誰也不想跟美國打,美國剛剛在長崎廣島掉了兩顆原子彈,威力嚇人。當時我們新中國剛剛建國,百廢待興,敢跟美國打,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是紙老虎,原子彈是紙做的,無非是死人,中國有的是人。所以,后來敢于出兵朝鮮。毛澤東在70年代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的時候,尼克松就問,聽說主席在學習英語,毛主席說了兩個詞:papertiger(紙老虎)這是話里有話,紙老虎,言外之意是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正是因為共產黨做了這些準備,統一戰線做得好,武裝斗爭搞得好,黨的指揮有力,另外加上信念上、信心上做得好,所以最終打敗了國民黨,打敗了蔣介石。

在1949年建黨28周年之際,毛澤東系統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這些表明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形成體系。有的同志就問了,人民民主專政是不是空穴來風,其他國家不叫人民民主專政。前蘇聯叫無產階級專政,東歐也叫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叫人民民主專政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因為人民和民主是我們慣用的政治思維,另外從當時考慮,因為民主資產階級,有小資產階級在里面,所以當時叫人民民主專政。后來我們知道轉變了,從現在來看叫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從本質內涵來講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這是內涵本質上是一致的。人民民主專政確立以后,我們需要有國名來表現,現在我們知道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在這之前,對國名的抉擇也是煞費苦心的。從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第一次提到我們要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意。但到1948年下半年的時候,我們又更多使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突出民主,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用了,到底用什么名字?1949年政協籌備會期間進行抉擇的。當時黃炎培、張志讓主張用什么名字呢?中華人民民主國,把“共和”給省掉。因為民主和共和,它的意思是說democratic(民主)和republican(共和)在西方的意思相近,沒有必要重復。但是這時候有一個人,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站起來說,他說人民和民主重了,因為人民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的,所以沒有必要把人民和民主重了,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張奚若的意見提出來后,政協委員一致贊同,名字是這樣來的?,F在有一個觀點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張奚若,是民主黨派提出來的,這也不對。剛才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提出是任弼時提出來的,后來我們不怎么用,后來為什么采用民主黨派的觀點呢?表明了我們當時虛心接納各階級、各黨派意見的胸懷,但最早提出還是共產黨提出來的。這是第一個問題,國體怎么確立的。

第二個問題,政體。我們知道政體叫人民代表大會制。對于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形成和確立,應該說共產黨確立得比較早,只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實踐。我們跟蘇聯學的,蘇聯叫蘇埃代表會議,蘇埃代表會議就是人民代表會議,我們叫人民代表大會制。我們在七大之前都已經確立了叫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來產生政府,這是我們的設想。只不過跟蔣介石合作期間,我們沒有實踐,我們用的是參議會制,因為這個跟蔣介石是統一的。我們當時在陜甘寧邊區,蔣介石在重慶,搞的是參議會,通過三三制的政權,選舉產生政府。所以鄧小平改革開放后回憶,當時就是一國兩制,我們跟蔣介石搞的不同,也有區別?,F在提出打倒蔣介石了,肯定要把蔣介石的參議會制,蔣介石的國會制要廢除掉,重新把人民代表大會制提上議事日程。但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在當時也面臨著一些困難,首先是黨內對它還產生一些疑慮,因為人民代表大會要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戰時背景下還很難付諸實踐。另外,民主黨派對人民代表大會制是不抱有希望的,因為民主黨派號稱中國革命史上第三種勢力,他的政治主張就是政治上學習美國,經濟上學習蘇聯,調和國共,兼親蘇美,政治上學習美國的,所以有兩個困難。我們怎么解決的呢?首先是民主黨派,民主黨派在47年10月蔣介石宣布取締,民主黨派紛紛轉入地下,有的轉到香港去活動。蔣介石宣布取締,民主黨派徹底對蔣介石喪失了信心。同時也宣告了第三條道路在中國破產,后來被迫跟著共產黨走了。我們1948年4月30日發表五一建國口號,當時民主黨派都在香港,發生“五五通電”,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并且說太陽就要出來了,這是馬敘倫說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內部,我們通過七大,通過七屆二中全會也逐漸形成共識,所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在黨內外形成共識。人民代表大會制,我們知道一個重要的載體就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中央人民政府,這是一個政權合法的途徑。如果一個政權不是選舉產生的,那是不合法的。我們現在來看,當初我們設計也是這樣設計的,先召開政協,因為政協不用選舉產生,現在政協也是推薦選舉產生政協委員。通過政協來商量人大怎么召開,當時是兩步驟的建國,從政協到人大,再產生到中央政府,是這樣設計的。當時我們1948年4月30日的建國口號準備邀請180位代表到東北或者西柏坡,后來決定在北平召開一個小政協,商議人大怎么召開,怎樣選舉中央人民政府,這是兩步走的建國路徑,也是合法的建國路徑。但是后來形勢變化了,因為我剛才講到了,蔣介石當時計劃打倒蔣介石,消滅蔣介石的有生力量,時間需要很長。但是,現在1948年底的時候,我們感覺不需要那么長了。毛澤東也沒有料想到勝利來得如此之快。這樣我們建國就擺在議事日程,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就擺上議事日程。如果按照兩步走的建國程序來不及了,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和民主黨派、共產黨不約而同的想到了修改原來的建國程序,一步走,通過政協產生政府。但是這個面臨很大的風險,因為政協我們都知道不是選舉產生的。政協產生中央人民政府,意味著政權不合法。到現在西方,包括前蘇聯的一些學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看那時非法中的合法,我們做了一些彌補措施。怎么彌補的呢?當然我們是兩難中的一種抉擇了,一個建國提上議事日程,迫在眉睫,召開人大又不行。在兩難中我們采取了一步走建國程序,通過政協產生中央人民政府,我們怎樣彌補的呢?首先要擴大政協代表的面。另外增加它的人數,原來180人,現在增加到662位代表,毛澤東說他相當于一個人民代表大會。這也是迫不得已的辦法。我們1949年6月15日政協籌備會召開,9月21日政協會議召開,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這樣一來,我們就決定了當初建國之初的政權是過渡體的政權,一來名義上是政協代替了最高權力機關,人大沒有召開,到1954年召開,但政協代行最高權力是名存實亡的。因為通過政協產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它是最高權力機關,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它產生了其他機關。政務院也不是最高行政機關,因為政務院跟部委的關系不是一種上下級的關系,而是一種協調指導的關系,這些部委、地方、政府都聽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所以周恩來還兼任了外交部部長,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政務院當時也不是最高行政機關,最高行政機關、最高權力機關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一肩挑了,這是有過渡的體制,到1954年就理順了,1954年以后,第一屆人大召開之后,就理順了這個關系。這是第二個問題,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怎么來的。在建國之初,建國前夕的一個過渡體制,怎樣看待合法與非法的問題,我們弄清楚。

第三個問題,政黨制度。我們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不是多黨制,也不是一黨制,是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這個政黨制度是怎么抉擇過來的?為什么沒有選擇一黨制,前蘇聯、東歐搞的是一黨制,為什么從中國國情出發呢?我們要分析,也是我們現在駁斥當下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有利工具,理論問題從歷史中,以歷史的依據來分析和駁斥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問題,往往從理論來駁斥理論,往往顯得有些空洞,沒有說服力。下面來簡單分析一下。

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就面臨著和其他黨派的關系問題,但是我們知道,如果共產黨孤軍奮戰,關門主義,肯定會是失敗的。所以“黨的建設”是一大法寶。這個我們有經驗和教訓可以借鑒,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1945年七大的時候這樣說的,中國要成立各黨聯合政府,是一個歷史法則,任何人都是不能違背的。說得很清楚。共產黨人絕對不會搞一黨制,搞一黨制是違背歷史法則,這從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在1947年10月10日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以后,政黨機制怎么抉擇,我們肯定要把蔣介石、大地主、大的國民黨排除在外。有沒有一黨制的考慮呢?之前答案沒有揭秘,大家都是持否定態度,說沒有。因為這是1945年的時候,我們確定了搞多黨合作制,是確定的歷史法則。實際上蘇聯解體以后,在2003、2004年,我們挖掘了一些檔案,因為毛澤東確實在建國前夕有過一黨制的考慮,但是這個考慮我把它形容為左顧右盼,根據是什么?毛澤東搞一黨制的根據是什么呢?1947年11月他發了一封電報給斯大林,斯大林明確說到,共產黨成立之后,其他黨派將紛紛退出歷史舞臺,中國將只會由共產黨一黨存在,這就是一黨制的根據。1948年4月,斯大林回電說他不同意,在中國現在還是搞多黨合作制比較好。一來一回,有的學者,包括現在俄羅斯的學者,以此為根據,說中國搞多黨合作是斯大林告訴我們的,確實斯大林有一份電報,1948年4月,毛澤東是1947年11月份去電。真實的背景是不是這樣的呢?我們來考慮一下。首先要分析毛澤東為什么搞一黨制,背景是什么?為什么之前說那么斬釘截鐵,現在說要搞一黨制,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我們要聯系當時的背景,1947年10月當時是什么背景呢?恰恰蔣介石宣布民盟解散,民盟當時是最大的民主黨派,號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三萬民主黨派,民盟占了兩萬。當時宣布民盟的非法團體,蔣介石宣布,民盟被迫在國內宣布解散。這樣一個事實在毛澤東的眼里、心里是不是產生這樣的錯覺,民盟解散了,其他黨派也紛紛會解散,所以他給斯大林的電報,我覺得更多是從這個事實出發的。但是,毛澤東很快就發生轉變了,在1947年12月,斯大林是1948年4月,不到1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又回到原點,什么原點?多黨合作制的原點,1947年12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中國要搞多黨合作制。這個時候我們要考慮,毛澤東為什么又回到原點呢?還是從當時的背景出發,民盟雖然被蔣介石宣布解散,但是沒有真正的解散,在香港又重新召開了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了它的合法性,這在國內是非法的,毛澤東一看這個現象,原來如此,民主黨派不會解散。民主黨派不會解散,對中國當然好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原點搞多黨合作制。我們通過毛澤東1947年12月在政協擴大會議上,也可以駁斥斯大林1948年4月來電以這個依據來說我們搞多黨合作制是斯大林告訴我們的。因為之前已經回到了原點,斯大林,我們通過建國前夕、建國后,中央領導人去蘇聯訪問,斯大林是很擔心中國多黨合作制,對其他民主黨派,說共產黨趕快召開人大,在政權中牢固你的地位,然后把其他民主黨派踢出去,因為蘇聯本身搞的是一黨制,這個我們要搞清楚,多黨合作制重新回到了原點,為什么有一黨制的左顧右盼。這樣一來,1948年4月30日,建國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到解放區來,召開政協,同時商量人大怎么召開,產生中央人民政府。民主黨派也紛紛到了解放區,到了東北,重心拱北,通過三批,把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轉移到解放區。到1949年6月15日政協籌備會,民主黨派都參加了,我們有民盟、民革、共產黨三黨召集的,當時有11個民主黨派,后來我們合并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民革,另外中國人民救國會解散了,現在8個民主黨派就這么來的。

在建國之初,我們確實實實在在的履行多黨合作制的諾言,我們看一看建國之初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當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是六個人,中共人士我們都知道,有朱德、劉少奇、高崗,非中國人士有宋慶齡、李濟深、張瀾,1:1,政務院總理是周恩來,副總理有四個人,中共人士是兩個,一個是董必武,一個是陳云。非中共人士也有兩個,一個黃炎培,一個郭沫若。當時28個部委、正部長,民主黨派占了當時15個左右,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也是沈鈞儒,民主黨派。當初我們建國初的中央民主政府委員會實際上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府,所以建國之初,我們的經濟為什么恢復得那么快,到1952年就恢復了1936年最高水平,和七大民主黨派積極加入政府建言獻策有一定的關系,很多民主黨派在國民黨時代喪失信心了,喪失做官的信心了。黃炎培已經70多歲了,國民黨時代做官都做怕了,建國之初,周恩來去他家去了三次,黃炎培說我年事已高,不堪勝任。說這是為人民做官,為人民做事,是自家的事,你不得不做。黃炎培感動的就出來了。林墾部部長陳希,周恩來一去他家,他說年事已高,不堪勝任。周恩來就說,為人民服務,當仁不讓。后來感動了,他也說了感慨,為人民服務,萬死不辭。這樣一批人出來做官,紛紛建言獻策,也同時消除了各階級、階層的疑慮,體現了政治反作用于經濟的力量。當然,我們這之后發生了一些曲折。特別是文革期間。

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應該有一些舉措,但是我們和建國之初比較,我們還看出了一些懸殊,民主黨派擔任正部長,副委員長、副主席不算了,正部級的就兩個,一個是科技部部長萬鋼,一個是衛生部部長陳竺,但是我相信這種局面是越走越寬的,因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同時以史為鑒,從建國初期的實踐可以作為借鑒。當時很多共產黨人想不清楚,說民主黨派是一根頭發絲的功勞,在革命年代老跟我們作對,為什么對他們這么好呢?讓他們有職有權呢?讓財政養著他呢?當初我們計劃,共產黨的經費由黨產來解決,后來毛澤東說了,不用黨產來解決,全部吃財政。因為共產黨的經費用黨產來解決,民主黨派沒有黨產,人家就有話了,所以一碗水要端平,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蓮花出水有高低。所以禁止黨政機關,經營性事業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建國前夕毛主席說了,共產黨取消黨產,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經費開支都從財政開支,這是我們講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怎樣形成的,為什么放下一黨制。

第四個問題,國家結構問題。國家結構,我們都知道現行的國家結構,聯邦制、單一制,中國是怎樣的國家結構呢?同志們肯定這樣回答,中國是單一制,對,又不盡對。因為我們從小學課文一直這樣學的,但是我告訴大家,如果你再具體的分析,如果把臺灣、香港、澳門包括進去,能說中國是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嗎?香港、澳門、臺灣能夠單獨參加奧運會,臺灣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你說美國的州有這樣的權力嗎?中國的國家結構是中國特色的國家結構。如果從大陸主體來看它是單一制。今天我們主要是講大陸主體的問題,是怎么抉擇的,主要講民族區域自治是怎么來的。我們是以民族區域自治為補充形式的單一制。這個問題現實性很強。我們都知道現在不光是中國,世界上最棘手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中國也有這個問題。最近中東北非也更多的摻雜了民族的問題,民族糾紛。

中國也面臨這個問題,疆獨、藏獨,2008年3.14打砸搶,2009年7.15驅漢事件,疆獨、藏獨,就是以第十四氏達賴,達賴1935年,今年76歲,還有疆獨的代表熱比亞兩人沆瀣一氣。達賴我們都知道,年年都派代表跟中央政府的代表談判,都是無果而終。因為達賴這幾年有一個主張,他要搞一個大藏區制度。大藏區制度,包括西藏、青海的90%、寧夏的一部分、四川的一部分、貴州的一部分、云南的一部分,9千萬人口,占了中國領土的四分之一,搞一個像香港、澳門這種制度的大藏區、特區,當然我們是截然否定的。因為西藏和香港、澳門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我們要毫不動搖的堅持民族區域自治,達賴在海外影響很大,所以美國一個調查機構,說達賴在美國青少年心中的地位是偶像,比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薩科齊還高。我(張旭東)是去年2010年6、7月份到意大利學習,我在羅馬市中心,穿越羅馬市中心一條河臺伯河,我晚上沒事去散步,當時很多集市,其中有一個印度商人,賣銀器的,房里面掛了一個達賴的唐卡,我問他多少錢,說這個不賣,這個是他心目中的偶像,這也反映了達賴在海外的影響。達賴提出大藏區制度我們怎樣否定呢?我們從歷史中否定,怎樣選擇民主區域自治的。共產黨成立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提出要搞聯邦制,這個我們也承認。恰恰有很多人不知道,達賴知道。我們要承認,確實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想在少數民主地區搞聯邦制。比如1922年,二大就提出了聯邦制,聯邦制主要的是向前蘇聯學習,前蘇聯搞的是聯邦制,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我們要學習他。但是我們到了30年代的時候,日本侵略中國的背景下,我們搞聯邦制適合不適合?因為搞聯邦制勢必對日本分裂中國、分裂東北帶來了一些口實,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我們提出要搞民族區域自治的統一國家。但是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統一國家之后,聯邦是否也放棄了呢?也沒有放棄,我們是兩條路走路,更多期待是搞聯邦制,民族區域自治更多是到聯邦的一個過渡,是到彼岸的一個橋梁,這個說法我是有根據的。包括在黨的七大上,包括在1947年10月10日的《雙十宣言》里面,我們都提到了要搞聯邦制。想一想,七大是最高級別的會議,都提搞聯邦制?!峨p十宣言》向全世界宣布要搞聯邦制,聯邦制在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心目當中是一種期待,最終的期待。但是在當時我們也在搞民族區域自治,47年4月份成立了第一個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一方面在實踐,理論也在發展。但是聯邦制理論也在發展。所以兩條腿走路。到底搞聯邦制還是區域自治?我們在新中國建立過程中確立得最遲,也最棘手,因為我們很長時間期待著搞聯邦制,但是現在馬上要建國了,你要寫進憲法里面,對全世界進行公布的,如果一個國家,你的國家結構沒有確立起來,證明你肯定沒有統一。到底搞什么?所以在這些籌備會議期間,毛澤東特別咨詢的李維漢,李鐵映的父親,李維漢資歷比較老,他長期分管民委工作,李維漢做了一個比較:“主席呀,您無非擔心蘇聯搞聯邦制,你也東施效顰要搞,但是中國和蘇聯不一樣,前蘇聯當時有200個少數民族,俄羅斯民族,一半一半。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們成立了一些獨立國家,列寧為了團結他們一起來革命,被迫承認了它的合法性。所以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波羅的海沿岸,一下子成立了大大小小15個國家,都是從前蘇聯集體出去的。中國不一樣,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很少,和漢族比較少得多。另外,中國傳統上一直是大一統的國家,不適合搞聯邦區。另外,馬克思老祖宗也主張搞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彼岳罹S漢的建議起到催化劑的作用。所以毛澤東同意了。李維漢,是政協籌備會的秘書長,他在政協會議期間,功勞應該是很大的,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說,政協會議籌備會期間,李維漢,功最大。但是,我們知道李維漢沒有參加開國大典,這幾年檔案也解密了,為什么呢?以前都不知道,李維漢按計劃要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后來沒有去開國大典,秘書長也沒有當成?,F在我們知道李維漢擔任了統戰部的部長,擔任周恩來的政治秘書的童小鵬在《少小離家老大回》這本書里面,李維漢為什么沒有參加開國大典,當時因為在建國前夕的一天,在中南??绰短祀娪?,毛澤東、江青也在看,李維漢也在看,大家都在看,后來上廁所,也反映了當時,我們剛剛進程,條件艱苦,露天廁所,李維漢被絆倒了,個子大,爬不起來,腿被摔斷了,說起來也很丑,實際上檔案已經解密了。童小鵬也掉下去了,但是他個子小,很快爬起來了,掉到馬桶里去了,李維漢個子大,爬不起來,腿摔了。當時周恩來很生氣,嚴厲譴責了當時工作人員,毛澤東也很生氣,但是腿被摔斷了,所以后來沒有參加開國大典,這是檔案解密出來的,所以李維漢的建議起到催化劑的作用。

另外一個,為了防止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分裂,這是我們的現實原因,新中國建立前后,帝國主義,包括印度都在窺視我們邊疆地區,包括新疆、西藏,包括臺灣,要分裂。在1949年7月份的時候,我們發生了藏族同胞驅漢事件,達賴把驅漢事件和2008年3.14驅漢事件進行比較,當時也發生了驅漢事件,幕后的操縱就是英國、印度,搞西藏獨立。針對這些分裂的圖謀,我們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包括臺灣,美國也在染指,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搞聯邦制,勢必給這些地區分裂帶來了一些口實,所以我們提出單一的國家,也是當時防止帝國主義分裂的一個現實原因。

另外還有一個背景,就是當時內蒙古自治區的成功實踐,為我們提供選擇,以民族區域自治為補充形式的單一制的國家機構提出了成功的樣板。所以在政協會議召開前夕,很多人到內蒙古去考察,包括陳嘉賡這些委員去考察,回來之后都說好,這樣加速了中共對民族區域自治的選擇而逐漸放棄了對聯邦制的期待。事實證明,抉擇是英明的,是正確的。要不然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到現在要嚴重得多。

至此,通過以上國家是怎樣建立的,主要講了四大基本政治制度的歷史由來,核心問題,新中國是怎樣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怎樣建立起來的。我想弄清楚這些問題,這些制度的選擇,都是中共領導人,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從歷史中,從中國國情出發的,沒有學習蘇聯。我們好多東西和蘇聯不一樣,而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的,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所以,著名的美國學者頭號中國通——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約翰?金?費爾班克)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就說到了。中國人尋找適合中國的政治制度,尋找了兩三代,但終究沒有尋找到。直到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選擇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實踐證明他是正確的,是有生命力的,它必將具有長遠的生命力,這是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里面說到的。外國人都這樣評價,我們怎樣評價呢?今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我想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能夠更好的堅信我們政治制度歷史選擇的必然性,也是我們駁斥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有力工具。所以,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就說到了,我們要永遠銘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中國。主要功績是什么?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建立,新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的發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基礎,這是十七大胡錦濤對毛澤東的最新評價,實際上這個評價也更多的從政治制度,從建國、從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確立這個角度來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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